具备这些条件,莫让过高流转费影响种粮积极性

作者:农业资讯

农村土地流转还在继续,作为农业经营大户将土地流转到自己手中,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如果补贴的及时雨来到,对土地流转大户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也将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补贴虽然好,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拿到的哦,你需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随着国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各地的土地流转如火如荼。然而越来越高的流转费用,使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盈利空间不断缩小,在倍感压力的同时,有的已经被迫放弃种粮,改种其他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如何保证这些种粮新型经营主体的合理收益?保护他们种粮的积极性?值得思考。 一面是土地流转费提高,一面是收益空间有限—— 安徽种粮大户怎么办? 当土地流转费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而种粮农民的收益空间却没有相对提升时,种粮大户有怎样的反应?政府又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难题的?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在农业大省安徽开展了调查。 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 地处皖东地区的滁州市自古以来就是安徽的一大“粮仓”。当地农民王守明自2010年起开始流转土地种粮。“那时候的流转价格有两种成交方式。一种是交粮,每亩地交450~500斤稻谷;一种是交钱,每亩地600块钱左右。每三到五年以一定比例上涨流转费。2013年起,我流转的土地租赁费涨到了550斤稻谷/亩地。”王守明说。一方面是土地流转费用的上涨,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这让王守明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 由于流转达到了近万亩面积,王守明坦言自己享受到了一定的农业补贴项目。“但普通种粮大户基本很难享受到项目补贴,能拿到手的种粮补贴只有每亩10元的良种补贴、每亩1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以及这两年新增加的每亩地20元的秸秆禁烧补贴。”王守明告诉记者,2012年,当地政府对流转进行政策补贴,他享受到了每亩地100元的补助。但那只是一次性补助。对于每年都要“雷打不动”支付的土地流转费而言,这些补贴都只是“杯水车薪”。 面对日渐增高的成本和无法预计的自然风险,即便是王守明这样的种粮大户也依然感到危机四伏,必须“突围”。“从单纯种粮开始转型,搞了一部分试验田种植设施葡萄。如果市场前景不错,就把葡萄面积逐渐增大。”王守明介绍说,另一方面,自己还在着手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发和销售公司。这样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可以降低种粮的风险。 种粮要种出“高价粮” “我们这边的流转价格已经达到了每亩地1000斤小麦,在安徽省算比较高的。”皖北太和农民徐淙祥流转了万亩田地从事小麦种植。虽然流转费用不菲,但对于老徐来讲不算难题。“一是我懂技术,能种出高产田;二是我种的是种粮,市场价格高。三是我用的都是农业大机械,用工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我的种田利润还是不错的。” 来自皖西六安的种粮大户张李桃是一位现代职业农民。“种粮这些年来,流转费几乎年年在涨。现在六安地区已经涨到每亩700斤稻谷的流转费用。但是我们也不断通过提高技术、找稳市场等手段来减本增效。”张李桃说,当初自己抛弃都市白领生活回安徽种粮,就已经做好充分的市场风险评估。现在他已经在寻找未来农业发展的新机遇。一方面通过自己种植示范带动,另一方面通过与下游粮食加工企业的合作帮助更多的种粮大户卖粮食。再建立种粮大户档案,推销农业社会化服务。 半途而废寻常见 与这些有经验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传统的种粮大户对于土地流转费的上涨显得相对担忧。“我十年前种粮,流转费才一亩地1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亩地500多元了。这样下去,效益越来越低。我就准备退休了。”地处皖中合肥市肥西县的种粮大户葛义学说,这些年来,因为地区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跑到他们当地流转土地,无疑加大了成本竞争。由于竞争激烈,使得很多种粮大户不敢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多投入,生怕打了“水漂”。其实从长久来看并不利于粮食生产。 随着农业投资热潮的到来,流转土地频繁易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政府部门为了保障市场波动情况下农民利益不受损,出台了不少应对举措。比如在安徽省会合肥,当地农委就出台了防范土地流转风险需要提前打保证金制度。然而对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却鲜有提及。 让市场自己“做主” “我们县虽然是粮食大县,但没有出台针对种粮主体的直接奖补政策。考虑到种粮主体的承受能力与日俱增,庐江县通过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奖补、对种植业保险的提标扩面等其他环节的补贴以达到对种粮大户的保障。”庐江县种植业局局长邓本宜告诉记者,虽然通过间接补贴的形式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毕竟对种粮主体有益处。 “这实际上是农民土地收益保障和农业经营成本日益提高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认为政府只能有序引导,让市场定价,对于过高部分予以平抑。通过其他途径对农业经营主体在贷款、保险等融资方面予以帮助支持,以平稳矛盾关系。”安徽省种植业局副局长黄秋云介绍说。 “初期,政府可能会干预和指导,但随着竞争,必须要逐渐退出干预市场的机制。我们目前正在抓的两件事其实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办法。一是通过技术普及指导,提高单产效益。二是抓好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这‘两手抓’,让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科学种植、经营管理的本领增强,在实际种田中减本增效,摆脱‘天花板’的困扰。”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表示道。 江苏种粮大户—— 是不是还种地有点儿纠结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阳江镇西莲村种粮大户高声龙最近感到有些纠结。他流转的800亩地今年底就要到期,需要重新竞标流转,估计每亩流转费可能提高50~100元。“流出土地的农民当然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他说,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种粮大户的负担其实挺重的,一来几年的流转费需要一次性交清,肯定需要贷款,而利息就是不小的负担;二来需要添置农机,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投入也不少。他说,当地养螃蟹的蟹塘每亩每年的流转费用基本超过了2000元,可是种粮的效益跟养螃蟹是不好比的。作为高淳区人大代表,高声龙多次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流转费用需要根据土地的用途来确定,养螃蟹或者搞经济效益较好的设施农业,流转费可以高一点,如果是用来种粮的,那么每亩流转费为500斤左右的稻谷比较适宜。“如果今年底流转费提高得比较多,我就要考虑是不是继续种粮了。” 一方面,粮食收购价格已经没有更多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土地流转费还在上涨,这让有关部门也很纠结。江苏省委农工办有关负责人说,土地流转费逐年提高,在全省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土地流转费是流入流出双方协商而定的,只要不违背农民意愿,都是合法的。地方农业部门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出台指导价,但由于土地用途不同,指导价有时候会被“空置”。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较低,如果土地流转费过高,会出现非粮化现象;而如果土地非粮化扩大,会危及粮食安全。如何在不行政干预土地流转价格的前提下,保护种粮大户的利益,确实是个新课题。 有些地方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种粮农民。徐州市铜山区近郊的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普遍超过1000元,对于种粮农民来说,这个价格偏高了。该区张集镇种粮大户王世涛种了800亩粮田,每亩每年的流转费超过1000元,由于流转费偏高,种粮效益已十分微薄。王世涛表示,如果流转费继续提高,他只能选择不种粮食。为了保证种粮大户有合理的效益,去年秋天,铜山区出台政策,对于流转土地100亩以上、流转期限不少于10年的种粮大户,区财政给予每年每亩100元的补贴,2014年度的补贴即将发放。“种粮大户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种扶持是必要的。”董现云说。 另一种扶持形式是价外补贴。昆山市淀山湖镇红星村农民曹炳荣流转了90亩地种粮,第一年每亩流转费670元,以后每亩每年增加10元。2014年,老曹流转的田块亩均纯利超过800元。今年底,老曹流转的土地到期,需要再次竞标,他说,如果流转费涨到每亩800元,他仍然会种粮。老曹的底气与苏州市的粮食价外补贴政策有关——根据这一政策,老曹除了按照国家最低收购价出售麦子和稻谷外,每斤还能获得0.1元的价外补贴,稻麦两季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拓宽种粮大户的盈利空间 越来越高的土地流转费,挤压着本就不大的种粮盈利空间,也增加了规模种植户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倾向。在粮食生产加快向种粮大户、合作社集中的情况下,粮田不种粮,对国家粮食安全来说是个不小的隐患,必须引起重视。 不能让越来越高的流转费“吃掉”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不是要打压土地流转价格,因为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其价格是价值和供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简单粗暴地加以打压,不仅会干扰流转市场秩序,而且不利于土地流出方农民增收。 那么,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从另一个维度上去寻找答案——拓宽种粮大户的盈利空间。在实际生产中,规模并不一定能产生规模效益,按照传统方法种粮,扣除土地流转费和雇工成本,不赚钱的不少。然而就在一些种粮大户在为高企的土地流转费苦恼时,为什么有些种粮大户的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分析原因,他们有的是采用新技术、新机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人工以及物质投入;有的是发展订单种植,或干脆自己投建烘干、仓储、加工设备,降低市场风险,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有的变流转耕地种粮为提供托管服务,不用再付流转费还能收取服务费。 拓宽盈利空间的办法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目前仍然弱小,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在市场做不了或不愿做的地方发力,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减负”。比如加快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降低土地流转后的平整成本,提高土地产出率;比如加大贴息贷款、担保贷款等金融支持力度;再比如对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针对性培训,拓宽其发展思路,增强其发展能力等等。在扶持的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管理,加快永久基本粮田保护的划定和保护工作,从法律上为“非粮化”划定红线。 [责任编辑:cheng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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